怎樣減少廣東貧富差距呢？正在舉行的2009廣東省兩會上，九三學社廣東省委集體上交了一份提案，認為目前廣東省內有18-20歲之間近千萬的青年閑置勞動力，以幫助這些廣東省內的閑置青年就業為由，建議適當限制外省勞工。（2月12日《南方都市報》）

　　怎樣“適當限制外省勞工”？該提案認為，可以學習香港、新加坡的經驗，對省外勞工增加收費。通過適當限制外省勞工，減輕廣東人口、財政、治安等方面的負擔。殊不知，這個建議和理由，完全是錯誤的、不成立的。

　　先說是否可以向香港、新加坡的經驗“學習”的問題。香港是屬于中國的一個高度自治的地區，而新加坡則是個完全獨立的國家，從保護本地區公民就業問題出發，兩者不管是從政治體制、社會資源分配、勞動就業管理等層面去考慮，都有比較實際和可行的操作性。而廣東是中國的一個省份，在同屬于一個政制管轄的治理環境下，除了個別情形允許的情況外，不適宜搞過多的獨立政策。否則，就成了典型的地方保護主義。

　　說外來人員給廣東人口、財政、治安等方面的增加了負擔，更是一葉障目，缺乏客觀、公正、全面的認識。不可否認，外來人員的增加，確實是加重了廣東省治安方面等的負擔。但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，廣東作為擁有外來人員最多的省份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眾多的外來人員也是社會的資源之一。不但解決了過去眾多企業的用工問題，也為本地市場的繁榮和發展提供了龐大的消費需求，如廣東房地產業的發展，就是因為有大量的外來人員加入購買行列，才得以迅速發展和繁榮起來的，為地方財政增加了不少稅收。

　　可見，外來人員對地方所作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、有目共睹的。然而，廣東在享受因外來“人氣”興旺而帶來經濟發展、市場繁榮等諸多好處的同時。同樣是納稅人，外來人員卻不可與當地市民享受到同等的“市民待遇”。不但政府在制訂各種政策和措施，或在每年政府預算的時候，都沒有考慮到外來人員增加的因素，把外來人員正直納入公共管理體系內，使外來人員在就業、住房、入學、保險等民生問題上，長期受到各種不同的限制。嚴重制約和打擊了外來人員在廣東發展的積極性，也非常不利于外來人員與本地人的和諧共生。

　　更明顯的是，每年春節期間，由于大量的外來人員回鄉過節去了，人氣一下子銳減，本地的商場等日常交易立即便明顯的蕭條下來，就連開車的人在享受寬敞、暢通的馬路上行走的同時，也會被昔日的喧囂不再后，感到缺少一種熱鬧的不適。

　　有競爭，才會有發展。外來人員的大量涌入，當然是魚龍混雜一起來，既有令人喜歡的過江猛龍，也有表現平平，甚至不受歡迎的外來害蟲。是否愿意闖蕩廣東江湖，謀求發展，那是個人的事情，同屬一個憲法下的中國公民，除了一些國家特定的范圍內不能去外，公民有自由流動的權利，廣東沒有拒絕外來人員的權力。更不能人為制造就業門檻，現在就業問題突出了，外來精英人才就歡迎，反之，就要想方設法把人家檔回去，那有這樣的道理。

　　外來人員的到來，從表面上看，好像是占用了本地工人的不少就業崗位，但并沒有搶走本地人的飯碗，而是注入了競爭和活力，增強了企業和勞動人員的競爭力。因為，按人才、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來說，招聘單位用人堅持的原則是擇優錄取，而不一定要優先照顧本地人，更沒有規定某個就業崗位是專門留給本地人的。那是過去計劃經濟時期、或地方主義保護思想下的產物。

　　只有敢于直面就業難的問題，并充分地認識到外來人員不是麻煩的制造者，同時加速對本地失業青年的技能培訓，才能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，保護性的就業政策只會害了他們，是得不償失的。

　　現在，不管是從中央或到地方，全國上下都在提倡建設和諧社會，竟然還有提出“對省外勞工增加收費，通過適當限制外省勞工”，無疑是典型的用工歧視。要知道，人們對公平、正義的追求和民主社會的發展是檔不住的，任何一種社會歧視，都是制造社會矛盾的罪魁禍首。（李文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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