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善不能只肯為煽情故事埋單

廣西隆林男孩楊六斤的故事一路從衛視到央視，感動了無數善良的中國人。據說在媒體報道后，他獲得捐款500多萬元。近些時日，故事發生了不小的逆轉：先是另有媒體挖出楊六斤獨自生活時間大概三四個月左右，并非此前媒體所言是數年獨自生活，吃野菜等橋段也多有藝術化夸張；隨后，廣西衛視一位負責人也承認，因為前方記者了解挖掘不夠深入，“節目一些細節與事實不符”。（6月30日《人民日報》）

你以為這是一則“窮吃野菜無人問，富在深圳有遠親”的悲劇，不想卻可能是一場電視藝術創作的比慘戲。這些天，“野菜男孩”事件的真偽，儼然成了一個價值多元的辯題，關涉媒體傳播倫理、社會救助制度、公益資源配置、時下慈善生態等。它是一面鏡子，在峰回路轉中，真實映照出各方基于利益關切之上的姿勢。在始作俑者疑似承認故事部分失實之后，最可疑的，其實并不是捐錢者的姿態，而是沒有捐錢者集結輿論所發出的“上當受騙”的聲音。

中國自古有言，“善不由外來兮，名不可以虛作”。歷史以來，慈善作為易碎品，最怕矯揉造作的倒幫忙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民眾自然有理由對失實的楊六斤事件跳腳罵娘——尤其是那些掏出真金白銀的行善者，不實信息起碼誤導了當事人的行為選擇。但我們可能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：如果500余萬元善款數據屬實，那么，在官方慈善公信尚處于重塑期的今天，為什么一個孩子的悲慘命運，仍能在最短時間激活如此巨量的慈善資源？它起碼印證了兩個溫暖的前提：一是點對點的援助比較容易讓人放心；二是“禮失求諸野”這個概念基本還沒有死。

當然，對此事更有價值的追問，在于下面這個話題：如果楊六斤的故事，一開始即以更“真實”的姿態呈現，那么，善心善念還會迸發出激動人心的力量嗎？這個問題，無關收視率，卻拷問著慈善規則中的生態平衡。

有一點是肯定的：悲慘的故事，總是特別感人；人性在比慘中，容易激發天然的悲憫。媒體自然深諳這個邏輯，別說人物紀實，就是選秀比賽，也慣于添油加醋些煽情的戲碼。不過，如果慈善只愿為煽情埋單，這就成了一種病態了。一方面，慈善的本質屬于社會資源的三次配置，它是人類對社會財富失衡的主動矯正，換言之，生活凄慘，是慈善水到渠成的背景，但富人慷慨解囊，絕不能成為因“感動”而一時腦袋發熱；另一方面，社會生活總是在水漲船高，救助制度也好、底線生存也罷，都在進步，而艱苦或困難指數也在減弱——就像扶貧工作一樣，今天的貧困早已不同于往日，如果標準不抬高，恐怕早就沒有貧弱可以扶持——那么，楊六斤等的命運，若沒有野菜與流浪的催化，就不該伸出援手了嗎？

往前看，窮人的故事遲早不會一如既往地煽情，但相對的弱勢者，還是需要愛心給予其應然的溫暖。弄清這個道理，也許更能理解最近“標哥”在美國宴請流浪漢所遭遇的尷尬：紐約救濟中心總監梅斯認為，這場高調的慈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“給陳光標自己關注”。梅斯說：“美國慈善家們通常并不在大量媒體報道和關注下做事，他們謹慎地給予，而并不張揚?！笔堑?，西方慈善沒有那么多苦大仇深、潸然淚下，這并不是說他們挖不出楊六斤般的故事，而是在一種平和理性的氛圍下，將慈善兌現為穩態的責任，且慎于消費弱勢者的私隱與心情。

終究有一天，楊六斤們會有更美好的人生，但只要他們需要幫助、需要救助，善行善念仍當審慎穩妥給予關懷。不煽情，也埋單，也許這才是好的慈善。